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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代》雜志論文

興于《詩》 立于禮 成于樂——《傅雷家書》對當下藝術教育的啟示

2019-5-27 13:44:29 | 瀏覽335次 | 《青年時代》論文 | 全部雜志

  摘 要:《傅雷家書》是我國文學藝術翻譯家傅雷及夫人1954—1966年間寫給孩子傅聰、傅敏等的家信摘編,書中體現了對傅聰的家庭教育蘊含著儒家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樂教觀,對當下藝術教育仍有諸多啟示。

  關鍵詞:《傅雷家書》;藝術教育

  初讀《傅雷家書》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閱讀文字所留下的依稀的印象是父子間對音樂的探討。二十余年過去,此書的出版也歷經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的五個版本和新世紀以來遼寧教育出版社和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的一版再版,它的影響力已無需贅言。隨著自己從對音樂感受和認識的提高及對當下社會變化發展的思考,越來越意識到《傅雷家書》中所蘊含的豐富的教育內涵,尤其對音樂教育的啟示,值得一再言說。

  《傅雷家書》中主要收錄的是1954年1月18日至1966年6月3日期間傅雷夫婦寫給兒子傅聰、兒媳彌拉和次子傅敏的家書,另在附錄中收有傅聰于1965年5月18日寫給父母的家信和傅雷致杰維茨基①的十四通信件。再讀此書,不僅深為傅雷在文學、繪畫、音樂等各個領域通今博古的極為深厚的藝術造詣所嘆服,更為文字中流淌的父母對子女的殷殷深情和傅雷極強烈的自我反省精神所震撼。此書的價值如同樓適夷在序中所講,“這是一部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這也是一部充滿著父愛的苦心孤詣、嘔心瀝血的教子篇”。[1]但還不僅與此,讀此書,宛如和一位精神上的父親在做心靈的交流,讓人在沉思中琢磨做人的道理,人生的理解,愛情的內涵,婚姻的意義,以及文化修養和處世藝術等等。書中處處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時時給人以深刻的開導,其中貫穿始終的是關于做人、修養以及學問的關系實為一體的思想,體現了儒家樂教體道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終極思想。

  傅雷在1955年3月21日給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我始終是中國儒家的門徒”。[2]在傅雷的一生中無論從其取的各式筆名②,亦或他書寫的藝術與人生相契合的人生之路,甚而在他所處特殊歷史年代對己命運的選擇都體現了深蘊其身的儒家思想。傅雷在其寫于1957年的自述中講其對傅聰“從小給他的儒家教育”[3]。而《傅雷家書》中體現的對傅聰的家庭教育更是踐行著儒家的樂教觀。

  一

  “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語出《論語·泰伯》。現存對此語最早的注釋是何晏《論語集解》所引包咸的《注》:“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邢昺《疏》:“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興,起也。言人修身當先起于《詩》也。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于學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既學詩禮,然后樂以成之也。”[4]我國古代的教育以音樂為中心,到了孔子,他在夏商周三代“六藝”教育基礎上,提出了“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樂教觀。孔子的樂教觀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孔子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對樂教的重視及對樂教理論的發揮,為中國古代教育充分運用藝術及美感形式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徐復觀先生曾在文章中寫道:“孔子對于音樂的重視,可以說遠出于后世尊崇他的人們的想象之上,這一方面是來自他對古代樂教的傳承,一方面是來自他對于樂的藝術精神的新發現”。[5]這新發現就是“藝術,只有在人們精神地發現中才存在”。[6]這新的樂的精神,即音樂對個體生命人格具有一種化成、提升與超越作用,表現在孔子“成于樂”的思想里,也是孔子樂教觀的重大理論價值所在。

  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他重視樂教,積極提倡音樂,是基于自己豐富的藝術實踐和深厚的藝術修養——彈琴、鼓瑟、擊筑、詠歌,無所不能,藝術鑒賞品味也少有人能企及。孔子樂教的對象是人,樂教的目的也是人,樂教的根本在于育人。孔子在自己學樂的過程中探索并關注“成于樂”的人格主體。《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并詳細記載了孔子學樂的情況: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習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從“習其曲”、“習其數”到“習其志”、“得其為人”,不僅體現了孔子的學習態度,而且體現了習琴的幾個不同的感知階段。學習音樂,不只是單純的掌握樂曲的技術,對琴曲內涵有一定感知,在兩者基礎上對音樂實質的領悟,更重要的是將人格精神融會于樂曲之中,“有所穆然深思”,“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在樂曲中貫注飽滿的主體人格精神,這即為孔子所認同、追求的學樂之道。從技術到深入音樂的精神內涵,然后與這種精神內涵融為一體,進而達到完善的人格,“得其為人”,“成于樂”,既是孔子學樂的目的,也是孔子樂教思想的出發點。

  傅雷為我們所熟知的身份是翻譯家,除了文學翻譯,其在文學創作、文學評論、音樂藝術上皆有不凡的成就,而可能最讓他本人認同的角色,是美術批評家。西方的音樂、繪畫、建筑和藝術理論,中國的詩、詞、曲、賦、書法、碑刻,他都有細致的品鑒和深入的研究。在他整個的藝術思想,及其藝術活動實踐中,始終貫穿著藝術主體觀,即突出藝術的主體性,強調主體性價值,將藝術實踐創造與主體的不斷升華密切聯系起來。在傅雷的眼中,“人的”觀念是很重要的。一個人在成名成家之前,關鍵是先要學做人,沒有這一條就談不上藝術,談不上音樂,一切都談不上。傅雷自己是一位品格高尚的藝術家,并且他從自身對整個人生和文學藝術的豐厚修養中得到的體驗和由此造就的人格出發,始終如一,孜孜不倦地教導著他的兒子們。而一個世界著名藝術家、鋼琴演奏家的兒子傅聰和一個學有專長、教有成就的兒子傅敏也是傅雷對藝術家主體及其人格思想與實踐的最好明證。

  “我們教育你的信條:‘先為人,次為藝術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7]這是1960年12月31日傅雷寫給傅聰的家信中的一段話。傅聰在一次訪談中講到,③這段話是他從小聽到大的,終生不會忘記,而這跟他從小受的教育,一輩子受的教育,完全是統一的。“我父親說的做人絕不是世俗概念的做人,什么要面面俱到啊,什么在社會上要怎樣怎樣啊,等等。他說的做人,恰恰相反……是那種意思的做人(人不改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在最高意義上做一個精神上有所升華的人。”[8]傅聰講到他父親時也說到傅雷身上有很重的儒家成分,是個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有儒家最好的一面。傅雷這里所說的“最高意義上做一個精神上有所升華的人”即為孔子樂教思想中的“成于樂”之人。

  二

  “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與《論語·泰伯》中所說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意思有共通之處。“藝”指“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項。“游于藝”和“成于樂”都是指藝術主體通過對藝術(六藝)的特質和規律的掌握純熟達到得心應手至而自由得意的境界。在個體人格的培養中,孔子強調人格培養的基礎是“志于道”,《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此處“志于學”意為有志于修養人性,求學于道,正如有學者指出:“孔子所說‘志于學’的‘學’,主要亦不是現代所說的知識系統,乃是‘志于道’,……這里的‘道’當是提升精神境界的真理,生命實現的真諦,是每一個體都可通過道德踐履親證的境界。”[9]

  在立志這一重大抉擇上,傅雷最初讓傅聰學習音樂,是因為發現了其在這方面的天賦,但并沒有一開始就主張作為終身的職業選擇,也因此,傅聰習琴練琴的“童子功”并沒有很好的根基。但在他十七歲從昆明歷經重重自己獨自一人回到上海之后,其父感于他真正對習琴的誠意及其能自律刻苦練琴的行為,遂決定再次帶傅聰拜師,這時的選擇決定了傅聰一生的人生軌跡。父子倆亦師亦友,在生命的漫漫長河中踐行自己的志向。傅雷于1961年7月7日寫給彌拉的信中表明了傅雷當時對傅聰擇業的慎重。“我一直怕寵壞孩子,尤其是聰。我從來不許他選擇彈琴作為終生事業,直到他十六歲,我對他的傾向與天分不再懷疑時才準許,而且遲至十八歲,我還時常提醒他的老師對他不要過分稱贊。”[10]傅聰成名之后,若沒有外出演出,在家里的時候,沒有別的事的話,可以練琴8到10個小時。傅雷在數封家書中屢屢提醒傅聰不要老關在家里練琴,要多出去親近大自然,看看博物館,調劑、豐富精神生活。1963年4月26日的信中讓傅聰安排一下,到鄉間去住個三五天,并勸其“三天不彈琴,絕不損害你的技術”,“人生是多方面的,藝術也得從多方面培養,勞逸調劑得恰當,對藝術只有好處”。[11]有了這種“志于道”的主動追求,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的過程中,又有“據于德”的行為修煉,再加之“依于仁”對善的認同和踐履,內部生命的修養終至“立”人。傅聰在“更行更遠”中“不再是《傅雷家書》里的小孩子”,一眨眼就“《望七了》”。④

  “我完全信任你,我多少年來播的種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開花結果——我指的是一個德藝具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 “你別忘了:你從小到現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國獨一無二,便是在世界上也是很少很少。哪個人教育一個年輕的藝術學生,除了藝術以外,再加上這么多的道德?”[12] (1954年9月4日家書)傅雷始終認為“弄學問也好,弄藝術也好,頂要緊的是要把一個‘人’盡量發展,沒有稱為XX家XX家以前,先要學做人;否則那種XX家無論如何高明也不會對人類有多大貢獻”。 [13](1954年12月27日家書)而藝術人才的培養,更需注重道德修養,因為“藝術永遠離不開道德——廣義的道德,包括正直,剛強,斗爭(和自己的斗爭以及和社會的斗爭),毅力,意志,信仰……”[14](1961年6月26日家書)“藝術表現的動人,一定是從心靈的純潔來的!不是純潔到像明鏡一般,怎能體會到前人的心靈?怎能打動聽眾的心靈?”[15](1955年1月26日家書)藝術家主體人格和表現是密切相關的,傅雷認為,“自己(指藝術家)胸中的境界倘若不美,人家看了你作品怎么會覺得美?”[16]諸多藝術門類都是相通的。藝術是表現真善美的,若藝術家人格主體品性非善非真,就失去了向讀者傳遞真善美的理想境地,為此,傅雷尤其強調藝術家的人格和道德。在他眼中,藝術家必須是真誠的。“真誠是第一把藝術的鑰匙。”“藝術家一定要比別人更真誠,更敏感,更虛心,更勇敢,更堅忍,總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較少不完美之處。”[17](1956年2月29日家書)不真誠有損藝術家的人格,也有損藝術品的品格。

  仁是倫理倫常得以確立的道德依據,人與人、人與萬物相互感通、相親相愛,“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八佾》)即是“仁”的基本精神。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一個人沒有“仁”的要求,沒有內心向善、修養自身的要求,文化與藝術對他有什么用呢!依于仁,而后游于藝,通過對禮、樂、射、御、書、數的學習,具備各個方面的技藝、知識和修養,入世發用、豐富人生。“藝”與“道”、“德”、“仁”融為一體,方能達到育人的目的。以“道”、“德”、“仁”為體,“藝”的境界自然就豐富和高尚,“成于樂”的目標才可以實現。

  三

  詩教,禮教,樂教是士人完成道德修養,成為仁人君子的完善過程。詩、禮、樂既是士人在成長過程中所受的三大教育內容,也是士人達到仁人君子完善人格的三個手段。興、立、成,則是人對三種不同的藝術在欣賞時的不同的審美感受,以及相應達到的境界的概括。

  詩即《詩經》,其中有許多內容是周禮的具體體現,多集中在《雅》、《頌》之中,相傳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其內容純正典雅,富于審美情趣,有利于人的道德提升,都屬于“德音”的范疇,所以孔子評價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18]朱熹說過,唱誦《詩經》,可以使孩子的心性變得溫和、純正,避免出現各種各樣偏執。“興于《詩》”,就是感發于《詩》。只有懂得“興與《詩》”,才能從《詩》中感發出“中、和、祗、敬、孝、友” [19]的“樂德”,以培養“溫柔敦厚”的中庸至德。《論語》中有許多有關詩教的論述,只有懂得“興于《詩》”,才可以“言”,才“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才可以審時度勢,賦詩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因此,“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孔子用生動形象、朗朗上口的詩歌來感化和誘發學生純正無邪的性情,作為引導學生逐漸成長為仁人君子的起點和基礎。傅聰從小去了學校不久即被其父帶回家,親自在家啟蒙教學,內容就是精選《論語》等孔孟先秦諸子、《國策》、《左傳》、《晏子春秋》、《史記》、《漢書》、《世說新語》等,以富有倫理觀念與哲理氣息又兼具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實,以古典詩歌與純文藝熏陶結合在一起,方法上也是以啟發式為主,采用“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的方式,一步一步引導傅聰藝由己立,奮斗終生。

  “立于禮”,就是一個人立身為人的根本,要讓學生的舉止行為都能符合道德規范,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這樣才能“卓然立足”于社會,“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四書集注》)。“禮”是儒家進行社會活動的準則,是其行為道德,即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的規范與表現。若詩教偏重于情感教育,則禮教偏重于理性教育。情感是需要理性來指導、調節和規范的,道德感性教育是行為規范教育的基礎,要適時地講明行為規范的道理,將行為規范最終落實到每個人內心的情感品質中去。因此孔子在指出“不學詩,無以言”的同時強調“不學禮,無以立”。(《季氏》)《論語正義》曰:“禮者所以立身。”[20]立,《說文》說:“住也。”引申為節制、約束。“立于禮”,也就是《論語》中孔子反復強調的“約之以禮”。孔子推崇禮教,認為情感必須受理性的約束,基于他深究了“禮”之“理”,他的禮教不是簡單的儀文記誦或依文習禮,而是教育學生探討禮的實質,循禮歸仁,掌握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他的“禮教”更多的是“理”教,與宰我關于“三年之喪”的討論(《陽貨》)是典型的例子。孔子堅持“三年之喪”是因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故而“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禮之理無非一個“情”字,在詩教的基礎上,理解禮之情就不難了。在孔子的觀點中,喪失了愛人的仁心才是真正的“禮崩樂壞”。在具體的禮教推行中,孔子提倡中庸,既維護等級制度,又要在等級制度內形成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人倫關系。大家首先依禮而動,把自己約束起來,然后在一種穩定的社會關系中逐漸培養起合于人情的寬容精神和仁愛精神,最終實現“無體之禮”的目標——對于懂得禮的精神實質的人來說,禮的形式是自由的。傅雷既受過傳統的中國文化的教育,又經過西方的文明洗禮,在教育傅聰的過程中,禮教是滲透在生活學習的方方面面,上至民族氣節,下至待人接物乃至平時的穿衣戴帽。對于傅聰在南非不受外界的壓力,舉行音樂會,傅雷是大加贊賞,而在日常小事上卻又百般叮嚀。“你素來有兩個習慣:一是到別人家里,進了屋子,脫了大衣,卻留著絲圍巾;二是常常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或是褲袋里。這兩件都不合西洋禮貌,切忌切忌!何況還要使衣服走樣。你所來往的圈子特別是有教育的圈子,一舉一動務須特別留意。對客氣的人,或是師長,或是老年人,說話時手要垂直,人要立直。你這種規矩成了習慣,一輩子都有好處。”[21]“你并非是一個不知感恩的人,但你很少向人表達謝意。朋友對我們的幫助、照應與愛護,不必一定要報以物質,而往往只需寫幾封親切的信,使他們快樂,覺得人生充滿溫暖。既然如此,為什么要以沒有時間為推搪而不聲不響呢?”[22]孔子言“克己復禮”,“復禮”即“踐禮”,從十五志學到三十生命始有重大突破,可見孔子認為人格的建立有一長期踐禮的過程,立志的終極承諾不能脫離生活世界的日常踐履。[23]父子倆在習“禮”踐“禮”的過程中,自然生理的生命逐步轉化為社會、文化的生命,生命銘刻了共同的文化價值。

  “興于詩,立于禮”后,就要“成于樂”。成,《說文》說:“就也”。引申為完成。“成于樂”就是完成于樂,將自己所擇與己合意之詩章誦唱出來,將其感發之意用歌聲弦聲表達出來。“成于樂”也是人的精神完全融匯于本體之中,人的主體精神與藝術境界完全融化為一體,達到物我兩忘,沉醉迷狂的狀態,主體已不是離開藝術的另一種東西,而是主客為一。樂,不僅指音樂,還包含著歌舞等。郭沫若先生在《青銅時代》中說:“中國舊時的所謂‘樂’它的內容包含得很廣。音樂、詩歌、舞蹈,本是三位一體可不用說。”[24]《周禮·春宮》云:“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云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25]從文中可見,“樂德”教育是樂教中的首要內容。在孔子看來,受教者須經“樂教”的凈化、洗禮,確立修身不是為己之私利、私欲,而是為了國家的昌盛、民族富強與社會安寧,并以此為人生的指導,這樣才能視其為受教完成之人,一個完善修養的品德高尚之人。樂和禮是互相為用的,“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樂記》)禮和樂兩者缺一不可,所以六藝中兩者居于前兩位,禮在前,樂在后,禮規范人的外在行為,使其符合“仁”的要求,立于社會,而樂感化人的內心世界,從心靈深處進入“仁”的境界,理性和感性在更高層次上達到和諧一致使理性規范成了人的內心情感的自覺要求,從而完成人格的塑造。孔子提倡樂教,就是要把音樂藝術作為一種情感力量、精神力量讓學生得到教育和鼓舞,把情感的體驗和陶冶作為整個教學的重點,并由此內化人的行為規范和道德內涵,使之成為人的一種自覺的需求,成為人們的內在品質,而不僅僅停留在外在、理性的約束,從而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的境界。“成于樂”在傅雷的眼中就是做一個德藝具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一個真真正正大寫的人——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以追求真善美為崇高目的,甘于寂寞、不慕虛榮、不為物役、不為人使,謙虛謹慎、堅忍不拔,真誠和諧、童心不泯……[26]在家書的數百封信件中,不僅僅每一封信中都既談人格的修養,又談藝術的造詣,并且從來都不是孤立地去談品德或者談藝術,而是有所側重,并都是在二者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中去敘述、分析和評判。《傅雷家書》,不但是一部閃爍這道德和倫理之光的教子篇,也是一部精湛的藝術論,一部中外文學藝術史,一部中外文化比較史。[27]

  新千年的歷史一頁頁的翻過,一瞬間,傅雷誕辰百年又已轉身離去。在日新月異的滾滾學樂大潮中,專業音樂教育也罷,普通音樂教育也罷,是否該回頭靜心重讀《傅雷家書》,重新回到25個世紀以前,汲取圣人的智慧,重拾經典,尋覓樂教的精髓呢!

  注釋:

  ①杰維茨基(Z. Drzewiecki(1890-1971))教授是傅聰留學波蘭時的鋼琴老師,系著名學者,鋼琴教育家。

  ②參閱謝天振 李小均.傅雷:那遠逝的雷火靈魂.[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P36-38

  ③傅敏編.走出家書——與傅聰對談[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P77

  ④“更行更遠”和“不再是《傅雷家書》里的小孩子”參閱傅敏編.走出家書——與傅聰對談[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P242,P117;《傅聰:望七了!》由傅敏先生編,2004年11月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出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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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P4

  [8]傅敏編.走出家書——與傅聰對談[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P77-78

  [9][23]張新民.生命成長與境界自由——《論語》釋讀之一.孔子研究,1998(4),P5.

  [18]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P11.

  [19][25]楊天宇撰.周禮譯注.十三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326

  [20](清)劉寶楠(撰).論語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90.298.

  [24]郭沫若.青銅時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P187

  [26][27]金梅.做一個德藝具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傅雷藝術思想札記之一[J].61

  1.廣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 廣西 桂林 541000;2.浙江師范大學音樂學院 浙江 金華 3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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