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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教育》雜志論文

蘇童短篇小說童年書寫的內蘊

2019-5-28 13:42:34 | 瀏覽263次 | 《文學教育》論文 | 全部雜志

  內容摘要:蘇童的創作中,屢屢出現的童年書寫實則有著豐富的內蘊。異于尋常的美好童年書寫,他是借助暴力、晦暗的童年書寫來觸碰那段歷史的傷痛,在其童年書寫的內蘊中反顧時代和人生的悲劇。本文以苦難為焦點,對蘇童短篇小說童年書寫中蘊含的歷史之痛、人性之惡、生存之苦進行深入剖析。

  關鍵詞:蘇童 短篇小說 童年書寫 歷史之痛 人性之惡 生存之苦

  當代文壇中,有多位作家青睞童年書寫,蘇童就是其中之一。蘇童小說的主要敘事通常是南方小鎮香椿樹街的少年成長模式,但他筆下少年的眼中,世界已不再是純真美好的凈土,而是血腥暴力的圖景,甚至有時,少年形象本身也成為暴力的幫兇,可以說,蘇童的童年書寫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一個時代的荒蕪。蘇童也正是通過這樣的童年書寫來觸碰歷史的傷痛,反顧那個時代幻影里所折射出的人性的悲歌和生存的荒誕。蘇童的中長篇小說以及短篇小說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童年書寫,關于他長篇小說中的童年書寫,已有學者從敘事視角的角度做過研究,但對蘇童短篇小說中的童年敘事,卻鮮有研究,尚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故本文聚焦于苦難,從歷史、人性、生存等幾個層次,對蘇童短篇小說童年敘事的內蘊進行抽絲剝繭的深入探究。

  一.歷史之痛

  蘇童出生于“文革”后期,他曾在《六十年代,一張標簽》中說:“生于六十年代,意味著我逃脫了許多政治劫難,而對劫難又有許多模糊而奇特的記憶”。他未曾經歷那段悲痛的歷史,卻目擊了那段歷史的悲痛,他以旁觀者的姿態,自然地將這歷史之痛隱于他小說的童年書寫當中。他未去刻意書寫這段歷史,而往往是把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背景在文本中自然顯現。他筆下“香椿樹街”少年們出生和成長的年代,正是混亂的“文革”時期,那是一段政治狂歡、暴力充斥、人性迷惘的歲月,而他們的童年卻天然的與“文革”重疊在一起,使他們的成長帶有那個特殊時代的印記。

  蘇童的短篇小說《紅桃Q》中對文革的別樣回憶,就是對那段血淋淋的歷史的見證。小說選取1969年作為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以“我”尋找丟失的紅桃Q為線索,敘述了在尋找撲克牌過程中給“我”童年留下恐怖記憶的見聞。“我”抱著去買撲克牌的目的跟隨父親來到了上海,先是遇到一個神秘的偷摸著繡紅花的女人,然后是在入住的旅社墻上發現人血,最后在返程的火車上遇到奇怪的被三個年輕人架著的戴口罩的“啞巴”老人,多年后父親糾正了我的兒時記憶,說那老人并不是啞巴,而是舌頭被別人割了。蘇童在此是用兒童的視角進行回憶式的童年書寫,在少年“我”的視角下展現的只是整個事件冰山一角,大量的信息則被作者隱藏在文章的留白中。

  一篇不到萬字的小說,前后就出現了七次“一九六九年”,故文中的一九六九年是有重要的指向意義的。1969年,當時中國處于動蕩的“文革”時期。蘇童將小說置于文革的背景下,使小說中那些看似荒謬的情節合理化,實際上是暗示了那個時代的荒誕,刺中了歷史的隱痛。在他的筆下,這一年是“處于奇怪的革命之中,人們拒絕一切娛樂活動”,連上海這座繁華都市這時也是一座“灰蒙蒙的死城”,“我”稚嫩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冷漠兇悍的女人,粗俗的絡腮胡男人,沾了人血的墻壁和被脅迫的含淚的老人。這些敘述無一不是作者對文革慘痛歷史的指認。

  小說以紅桃Q為標題和貫穿全文的線索,就有很強的寓意。這里的“紅”奠定了文章的色彩基調,在中國傳統的審美范疇中,“紅”是吉祥的象征,但蘇童這里的“紅”寓意的是鮮血和革命,而它們又會使人自然地聯想到流血和死亡,所以不難看出,小說中的“紅”寓意著“文革”那段酷烈的歷史給人們帶來的流血和死亡。一幅撲克牌中紅桃有13張,可是作者唯獨選擇了Q,當中也是有良苦用心的。Q是英文“queer(反常的、奇怪的)、quarrel(爭吵)、quaver(嗓音因害怕而顫抖)”的首字母,作者也是借用Q暗示那反常的時代和奇怪的革命中,充斥著爭吵和斗爭,給“我”的童年生活留下無盡的恐懼。同時這個Q也是作者對小說內容的一種象征化表達,有研究者認為這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Q像是個人頭留著條小辮子,魯迅借此來象征中國國民性格中的劣根性。Q在此也同樣具有象征意義,因為故事是以孩子的視角來敘述的,而“我”并不知老人舌頭已被割掉,于是作者用Q這個符號對所要表現的內容作了形象化的處理,這里Q的圓圈代表頭顱,而那個小尾巴則象征了舌頭。小說中老人的舌頭被割掉,“似乎在暗示話語權在文革中被殘酷的剝奪”,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有多少人被壓抑至性格扭曲,又有多少人為捍衛自己的權利而慘遭迫害,我們已經不忍計數。作者用兒童那無辜的視角,揭示那歷史的傷疤,更讓人感受到了那不可復加的沉痛。

  二.人性之惡

  蘇童在短篇小說中對人性的探索從未停止,他不斷挖掘人性深處積淀的欲望、殘酷和丑惡,通過對“人性之惡”的書寫,表達了他對人性的反思。他善于抓住人性惡中的某種特質,將其夸張地融入小說當中,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書寫,使人物的冷酷、殘忍和邪惡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來。

  蘇童是個“性惡論”者,他對“人性之惡”的書寫不光貫穿于他的長篇小說的創作中,更是充斥于他短篇小說的寫作中。他的短篇小說中,人性之惡是貫穿大部分小說的主題,他以一種超然的姿態看待小說中的蕓蕓眾生,記錄著人心的冷淡,用晦暗的童年反顧人生的悲劇。

  蘇童短篇小說的少年們大多生活于人心冷漠、秩序失范、法律松弛的“香椿樹街”,人性的丑惡在這條街上淋漓盡致的展現著。在這樣的環境下,少年們目睹了道德的淪喪,童年本該有的陽光不復存在,相反卻充斥著血腥和暴力。敘事主體的成長也脫離了正常的軌道,變成了歧路和彷徨。成人從靈魂暗處顯現出來的惡逐漸蠶食著少年們的心靈,最后使得本該純真的少年卻一步步遠離純真。

  蘇童的童年書寫中往往充斥著暴力和死亡,他善于通過夸張式的死亡書寫來揭示人性之惡。《桂花樹之歌》中,小小年紀的“我”便有了成人的殘暴。很小的時候父親帶“我”觀看村人殘忍地懲治偷花賊的流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當“我”終于抓到“偷花賊”的時候,不僅沒有因為她們跟“我”一樣是未長成的孩子而對她們產生憐憫之心,而是在模仿大人殘暴行為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快感。《稻草人》中少年“土”因為一場誤會殺死了無辜的“榮”,但得知真相后的“土”竟無任何悔恨之意地淡然離開現場。《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當中的小男孩,不知是兒童游戲的無知在作祟還是人性深處的惡質在發威,他繼活埋羊之后又積極的活埋了自己的爺爺……像這樣少年兒童殺人的故事在蘇童小說中屢見不鮮,他們殺人的理由很簡單,甚至不需要理由,蘇童顛覆了兒童是純凈無邪的化身的傳統觀念,讓他們在一場場荒誕的死亡中充當了奪人性命的劊子手。涉世未深的兒童都尚且如此,那更何況是長期受世俗浸染的成人,這也是蘇童對“性惡論”這一哲學命題的巧妙的文學闡釋。

  三.生存之苦

  蘇童童年書寫中揭示的時代之荒蕪和人性之丑惡確實讓人深惡痛絕,但是回想小說中的人們在那樣艱難歲月中的生存之苦,卻又不禁使人產生惻隱之心。蘇童筆下,多涉及“文革”時期或八十年代生存困境的描寫,人們被動地在物質匱乏和精神壓抑的夾縫中艱難求生,在瑣碎的生活中漸趨空虛。

  馬斯洛認為:“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強烈、最明顯的就是對生存的需求。人們需要食物、飲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氣。”但是在那個物質匱乏的時代,這些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是難以滿足的,在這條雜亂、破敗的“香椿樹街”上,物資緊張、住房擁擠、情欲沖動、空氣渾濁,成人們整天忙于生活的瑣碎和算計,而少年們所能擁有的恐怕只是文化教育荒廢后所帶來的整天無所事事的時光。母親為了買上過年給孩子們解饞的豬頭肉而費盡心思(《白雪豬頭》);狹窄的舊屋中,姐弟倆常常因為房子,三天兩頭地爭吵(《環繞我們的房子》);被壓抑而后沖動的情欲,使丹玉和毛頭在慌亂盲目地享受了甜蜜后,雙雙于竹林深處殉情(《桑園留念》)……

  蘇童往往會采用物質痛苦和精神痛苦相交叉的方式呈現生存之苦。前者主要涉及物質欲望得不到滿足,娛樂生活得不到發展;后者則主要涉及人們精神世界的崩塌和迷惘。少年們常常會因為簡單的物質欲望而相互仇恨,可能是兩個齒輪(《稻草人》);可能是一輛玩具小火車(《小偷》);可能是一雙球鞋(《回力牌球鞋》);甚至也可能是一束桂花枝(《桂花樹之歌》)。而這正是由于那個時代物資的匱乏,少年們的物質欲望長期得不到滿足而產生強烈占有欲的結果。物質欲望都難以滿足,更何況娛樂生活呢?蘇童小說中出現的無處可買的撲克牌(《紅桃Q》)、人滿為患的游泳池(《游泳池》)、彌足珍貴的運動鞋(《回力牌球鞋》)等物象,折射出來的是文革對人們娛樂欲望的壓抑。正因如此,作為兒童特有的生活樣態的“游戲”,在這里基本是缺失的,取而代之的是拉幫結派、打架斗毆的童年生活。

  相比物質層面的窮苦,精神層面的痛苦似乎讓人更難抵抗。《哭泣的耳朵》中的老孫,曾經也為社會付出過,可是在那黑白顛倒的年代,他戴著莫須有的罪名而被冠以“老特務”的外號。因為這個罪名,他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失去了做人的起碼的尊嚴,連小孩對他都是侮辱的言行,當他被激怒而跟“弟弟”和“哥哥”打起來后,“老特務”在疼痛中發出凄厲的尖叫聲和呻吟后的笑聲,最后他的慟哭,是心靈被摧殘后的精神支柱的崩塌,是對生存的絕望。《狂奔》中的榆是一個本該天真卻在心靈和精神上承受巨大痛苦的孩子,身體羸弱使他精神上有著面對死亡的恐懼和壓抑,父愛的缺失又使他心靈有著極大的不安全感。當母親自殺離去而父親終未出現時,這個被生活摧殘至精神崩潰的孩子終于“發出了凄厲的尖叫,他推開人群在公路上狂奔起來”。《沿鐵路走一公里》中的少年劍在目睹鐵路橋下吊死的男人,經歷了自己的妹妹被火車撞死以及母親因此精神紊亂的悲劇后,本就性格孤僻的他更變得異常古怪,劍生活在不被人理解的世界里,自己的精神也陷入困頓和迷惘。

  生活的苦難在物質和精神層面摧殘著人們,人們身心俱疲,掙扎的微光依然無法穿透整體的沉滯和壓抑。少年的童年似乎淪為生活的犧牲品,被掩埋在歷史的風塵中。

  一個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優秀,往往是因為當中有著豐富的內涵,能提供給讀者多種解讀的可能性。蘇童就是這樣一個優秀的作家,縱觀他的短篇小說,僅在童年書寫這一方面,我們就可以看出當中有著豐富的內蘊,不光有對歷史、人性的揭示,還有對生存苦難的描寫,可見蘇童是一個值得引起學界關注的、有巨大研究潛力的作家。

  參考文獻

  [1]吳雪麗:《蘇童小說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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